奉天-
梁惠王下(1)
莊暴見孟子，曰：「暴見於王，王語暴以好樂，暴未有以對也。」曰：「好樂何如？」
孟子曰：「王之好樂甚，則齊國其庶幾乎！」
他日，見於王曰：「王嘗語莊子以好樂，有諸？」王變乎色，曰：「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，直好世俗之樂耳。」
曰：「王之好樂甚，則齊其庶幾乎！今之樂猶古之樂也。」
曰：「可得聞與？」
曰：「獨樂樂，與人樂樂，孰樂？」曰：「不若與人。」
曰：「與少樂樂，與眾樂樂，孰樂？」曰：「不若與眾。」
「臣請為王言樂：今王鼓樂於此，百姓聞王鐘鼓之聲，管籥之音，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：『吾王之好鼓樂，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？父子不相見，兄弟妻子離散。』今王田獵於此，百姓聞王車馬之音，見羽旄之美，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：『吾王之好田獵，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？父子不相見，兄弟妻子離散。』此無他，不與民同樂也。」
「今王鼓樂於此，百姓聞王鐘鼓之聲，管籥之音，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『吾王庶幾無疾病與？何以能鼓樂也？』今王田獵於此，百姓聞王車馬之音，見羽旄之美，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『吾王庶幾無疾病與？何以能田獵也？』此無他，與民同樂也。今王與百姓同樂，則王矣。」
[譯]莊暴進見孟子，說：「我被大王召見，大王告訴我（他）喜好音樂的事，我沒有話應答。」
接著問道：「喜好音樂怎么樣啊？」
孟子說：「大王如果非常喜好音樂，那齊國恐怕就治理得很不錯了！」
幾天后，孟子在覲見齊王時問道：「大王曾經和莊子談論過愛好音樂，有這回事嗎？」
齊王臉色一變，不好意思地說：「我并不是喜好先王清靜典雅的音樂，只不過喜好當下世俗流行的音樂罷了。
孟子說：「大王如果非常喜好音樂，那齊國恐怕就治理很不錯了！在這件事上，現在的俗樂與古代的雅樂差不多。」
齊王說：「能讓我知道是什么道理嗎？」
孟子說：「獨自一人（少數人一起）欣賞音樂快樂，與和他人（多數人）一起欣賞音樂也快樂，哪個更快樂？」
齊王說：「不如與他人（多數人）一起欣賞音樂更快樂。」
孟子說：「假如大王在奏樂，百姓們聽到大王鳴鐘擊鼓、吹蕭奏笛的音聲，都眉開眼笑地相互告訴說：「我們大王大概沒有疾病吧，要不怎麼能奏樂呢？」假如大王在圍獵，百姓們聽到大王車馬的喧囂，見到華麗的旗幟，都眉開眼笑地相互告訴說：「我們大王大概沒有疾病吧，要不怎麼能圍獵呢？」這沒有別的原因，是由于和民眾一起娛樂的緣故。
請讓我給大王講講什麼是真正的快樂吧！假如大王在奏樂，百姓們聽到大王鳴鐘擊鼓、吹簫奏笛的音聲，都愁眉苦臉地相互訴苦說：「我們大王喜好音樂，為什麼要使我們這般窮困呢？父親和兒子不能相見，兄弟和妻兒分離流散。」假如大王在圍獵，百姓們聽到大王車馬的喧囂，見到華麗的儀仗，都愁眉苦臉地相互訴苦說：「我們大王喜好圍獵，為什麼要使我們這般窮困呢，父親和兒子不能相見，兄弟和妻兒分離流散。」這沒有別的原因，是由于不和民眾一起娛樂的緣故。
假如大王能和百姓們同樂，那就可以成就王業，統一天下。
◎莊暴：戰國時期齊國的大臣，因他轉述齊宣王喜歡音樂之事給孟子，而使孟子引出了「與民同樂」的政治主張，他在與孟子的對話中扮演了君主與賢者之間的溝通橋梁，促成了對政治思想的討論。
◎暴未有以對也：莊暴是莊暴對齊宣王喜好音樂(俗樂)無話可說，我們要先把古人設想成受傳統思想鉗制的老古板，一個國君不該喜好糜糜之音，但做為一個臣子又不知如何去勸導，所以才來求教於孟子，問如果王上喜好俗樂為怎麼樣？
◎「甚」是強調「非常、極度」,「庶幾」是一個近義詞，意思是「差不多、大概、或許」。所以，「其庶幾乎」的意思就是「大概差不多可以治理好了」。
◎王之好樂甚，則齊國其庶幾乎：如果齊王真的非常喜好音樂，那麼齊國大概就能治理得不錯了。
◎王變乎色：(齊王的反應就好像做錯事被人捉到一樣，畢竟一國之君為民之表率，名聲非常重要，有些事例如祭典、至山川獻祭、接待外交使臣等繁文禮節的事務，心裡頭不喜歡也不能表現出來，今天他喜歡俗樂之事被名動天下的孟子知道，所以表現出緊張的神色，但他也很誠實的承認，我真的沒辦法喜歡雅樂。
◎管籥(音岳)：笙與簫兩種樂器。
◎疾首蹙頞(音餓)：因不滿而皺眉頭。
◎則王矣：就可以成為真正的王者。
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：現今所聽到的俗樂，與古代的雅樂本質上沒有不同。
聖王制定的詩、禮、樂制度，以現代的說法是屬於「精緻文化」，與普羅大眾所熟悉的「大眾文化」及「流行文化」不同，詩禮樂的內涵少有人能知悉。吳國公子季札訪魯，當聽到《周南》和《召南》時，季子說，「教化已經慢慢開始了，百姓們勤勞而不怨恨。」樂師唱到《邶風》、《庸風》和《衛風》，季子又說，「百姓雖有憂愁卻無困窘不堪，他們國君德行就如這衛風中所唱。」樂師又唱《王風》，他讚賞這是周室東遷後的樂歌。唱到《鄭風》時，他批評百姓煩瑣不堪，一定會最先亡國。唱《齊風》時他又讚嘆說這是大國才有的風範國運昌盛，當是諸國的表率。接著樂師又唱了《南風》季子評價說，「這是周公東征時博大坦蕩的樂歌。」樂師又繼續唱《秦風》，他繼續評價說，「這樂曲自然宏大，當是周室故地的樂歌。」樂師陸陸續續的唱了很多，季子都一一點評並發出讚美之情，他以自己的才能與遠見卓識透析了這些樂曲中所包含的深遠蘊涵，既聽出了周朝的盛衰之勢又聽出了文王的賢能之德，他說出的那些評價讓在座的魯國大臣為之震驚，無不對其刮目相看。直到《招箭》之舞的舞蹈開始時，他才驚嘆的說道，「這才是讓人嘆為觀止的樂章，盛德之至。」
子在齊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。曰：「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！」（〈述而十三〉）孔子評論《大韶》和《大武》，認為「《韶》盡美矣，又盡善也；《武》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」（〈八佾二十五〉）像季札，孔子這樣深闇禮樂者少有，孔子聞韶樂，感嘆景公好俗樂。梁惠王對孟子說：「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，直好世俗之樂耳。」(《孟子．梁惠王下》)可見無法體會雅樂中古聖心懷天下之德。論語為政篇「詩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思無邪」詩經不管是風或雅或頌，都是地方、官方、民間對時勢或生活上的感受，所作出來的歌曲，如果能傳唱一時，便表示歌詞契合人心，反應出人民心中的苦與樂，每年周天子會派官員至各地方收集，天子藉詩歌內容瞭解到人民的生活概況，然後決定要如何讓人民離苦得樂，這便是有德之君的德政。例如八、九零年代臺灣經濟起飛的階段，老百姓們努力打拚創造財富，當時一首台語歌「愛拚才會贏」，傳唱大街小巷且多年不衰，正因為當時人們心中，對未來充滿希望，認為只要肯努力付出，一定能獲得相對應的回報。因此，某個時代流行什麼歌曲，便反應出那個時期人民所在意之事，有德者在意人民的生活是否存在不安或苦痛。)
雅樂是西周各種禮制施行時所用之樂，「雅」便是「正」的意思，孔子曾說：「惡紫之奪朱也，惡鄭聲之亂雅樂也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」、「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、頌各得其所。」即是指春秋時期樂雅、俗相混的情況，孔子對樂之不正如此注重，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於其背後貴族們對禮樂的輕慢態度。當一位大國的國君主動表明自己喜好不正之樂，莊暴的「無對」意味著他不知如何說服國君必須以雅正為尚，也許是迫於君威，亦或是未能釐清喜好俗樂與為國之間的關聯。而孟子的回答卻是跳出了雅俗之辨的制式討論，反答道「則齊其庶幾」「今之樂，猶古之樂也」對接下來的論說，鋪陳重要的前提，孟子不在雅、俗之別的討論，這情況類似現今道場中，在討論佛規禮節的標準，就好比有前賢主張依老前人傳下來的，另有前賢主張部份參照其它道場的做法，畢竟老前人沒有傳承適合國外風俗的禮節，諸如此等，如果一直在形式上的異同去討論，要想達成一致意見，是很困難的事情。子夏聽了孔子回答他對詩經的問題：「繪事後素」，而有感悟然後說：「禮後乎」，點出繁文禮節的制定，皆是有其背后所含的意義。孟子出人意料的將古之雅樂與今之俗樂畫上等號。如此一來，既是暫時擱置了本該重要的雅俗之別，對聽者形成一個強烈的衝擊作用。進而由這句「則齊其庶幾乎」點出樂背后的意義與作用，不過孟子說的「今之樂」猶「古之樂」作用雖一樣，但明顯層次還是有差別。
前已有述孔子言「樂」有「正」的問題，「樂」有「正」與「不正」的價值判斷，是根源於「樂」的作用而有。《禮記•樂記》道：「樂」本於「人心之感於物，以「聲」表達所感，條理後成「樂」；且「聲音之道，與政通矣」，五音藏有君、臣、民、事、物五者之道，五者或五音如亂，將影響另一方；另外，「樂」亦是「通倫理者也」，所以「知樂，則幾於禮矣」。簡單來說樂中某音代表君王，某調代表臣子或百姓，若臣調強於君，表示亂臣賊子倡狂，若百姓之音薄弱，表示百姓受苦，俗樂不懂這些門道，只一味好不好聽，很容易出現五倫雜亂之曲調。
根據以上儒者論「樂」的文獻可以總結以下幾點：其一，「樂」本就是人心有感而生，能表現人內心的情致的同時也會被「樂」中的情致所感，為人心與「樂」的相感相合，故說「樂」能通於人心；其二，亦因於人感於物而生樂，人所感之事物徵於「樂」中，所以「樂」可通政教人事；其三，人聆於「樂」能感其中之道：「和」，此與禮之精神相通，故說「知樂者，則幾於禮矣」。
總結而論，儒者們認為「樂」與人心、人事密切相合相用，雖未見孟子多談「樂」之作用，但在此處所展現的由人情通於人事的理路卻是相通的。至於孟子同時所舉的「田獵」，究其原因應與舉「樂」有類似的作用，田獵原先的設置本是出於國家軍事訓練的用途，《穀梁傳》載：「因蒐狩以習用武事，禮之大者也。.... 禽雖多，天子取三十焉，其余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。(天子（或貴族）取三十隻禽獸後，其餘的禽獸由士人與眾人一起在射宮進行練習射箭。)射而中，田不得禽，則得禽(如果貴族射箭射中，而負責田獵的人沒有捕捉到，則貴族可以得到禽獸。)；田得禽，而射不中，則不得禽。是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。由這段話後半段所敘「習射」的慣例，能理解其中蘊含禮義的精神，是知孟子舉「樂」與「田獵」有同樣通於人心之用。
遂而可知「今之樂，猶古之樂也」所言乃是「樂」根本意義，不是音調的差異，而是「樂」和於人心、人事的本質是不變的，所以孟子言兩相可同，並由此而言君之「好樂」必能體其「和」之道而與民同樂，以至近於治。因此孟子看似離開框架做討論，其實是不泥於眾人對表現形式的辨別，實際上孟子並沒有否定「樂」之雅正，相反的當孟子回到「樂」之根本意義而論時，同時也已說明為何後來有別雅俗的需求，首先解決了齊臣對王好俗樂「未有以對」的情況。
當明白「樂」、「田獵」通於人心的本質，是能看見欲望的正面意義，在以與人共樂是更大的快樂為前提下，孟子進一步擴論國君享樂對人民好與壞的感受。在孟子的事喻中，國君音樂與車飾的華美沒有任何改變，唯一的轉變是百姓由見而悲憤「舉疾首蹙」，到見則歡喜「舉欣欣然有喜色」，意即百姓神態的轉變必然是這一事喻的關鍵。而使百姓神態改變的原因，乃是百姓處境的不同，當百姓的處境是「父子不相見，兄弟妻子離散」時，百姓只能聽出音樂的享樂與獵的 奢美，本該牧養人民的統治者竟不顧眾人死活，甚至彷彿問心無愧似的奢華宴樂，人民無法不對之感到憤恨。更何況，鼓樂作為行禮之配樂，田獵作為保家衛國的訓練，兩者本涵有禮義精神，國君若好樂與田獵本與百姓不相關，相反的，若與民「同樂」人民則「舉欣欣然有喜色」，這不僅僅只是生存環境改善能做到的，因為若當人民有安定的資產，而有餘治禮義時，若王還是奏俗樂，百姓必定能聽出來，對於一位不好正道、好奢靡的國君，人民本該是擔憂的但百姓卻能「舉欣欣然有喜色」，必是由於對國君身體康健，就是他們還能幸福的生活下去，而自然流露出其恩澤之感念，如此看來孟子實已悄然肯定樂之正，正在那裡。端看齊宣王能否意會其言下之意。
好樂、好田獵，兩者本然蘊含的正向意義，在有顧念他人之仁，與民同樂的必要。所以，孟子所述的並不是另一種王天下的方式，而是一樣在闡明王者的為政之方，乃是使人民養生送死而無憾，加之申以孝悌之義，這是孟子王者之教中恆定不變的原則。在原則不變的情況下，孟子對梁惠王與齊宣王所施授的方式卻有所不同，所針對的也正是兩位國君相異的個人問題，對齊宣王享樂的問題，便從「樂」出發談與民同樂可以王天下，對梁惠王則是直言重功利，輕仁義之不是？梁惠王繼承魏文候王位後，重點要征服秦國，秦王畏懼遂遣衛鞅前往魏國遊說魏王。衛鞅遊說的結果是梁惠王接受了建言，就此稱王(344B.C.E.)，著天子服制、乘天子車格，成為戰國第一位稱王的國君。隔年魏國在馬陵之戰中，太子申被虜後被處死，次將龐涓自殺，從此魏國從快成為霸主國轉為不再有能力與齊秦兩國爭霸，淪為二流國家。從此無緣天下，這樣極致的心理落差，鮮明地顯露在他晚年接見孟子的對話中。
梁惠王下(2)
齊宣王問曰：「文王之囿方七十里，有諸？」
孟子對曰：「於傳有之。」
曰：「若是其大乎？」
曰：「民猶以為小也。」
曰：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，民猶以為大，何也？」
曰：「文王之囿方七十里，芻蕘者往焉，雉兔者往焉，與民同之。民以為小，不亦宜乎？臣始至於境，問國之大禁，然後敢入。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。則是方四十里，為阱於國中。民以為大，不亦宜乎？」
◎囿：音又，古代畜養禽獸的園林。
◎於傳有之：在傳說中有這件事。
◎芻蕘：(音除饒) 割草砍柴。
◎雉兔者：捕鳥獵獸的人。
【譯】齊宣王問孟子說：「我聽說周文王的獵苑足足圍了七十里，有沒有這件事？」
孟子回答：「傳說有這麼一回事。」
宣王吃驚地問：「難道真有這麼大嗎？」
孟子答道：「當時老百姓還嫌太小呢。」
宣王嘆口氣說：「唉，寡人的獵苑只圍了四十里，老百姓都嫌太大了，真不通情達理。」
孟子說：「文王的獵苑雖然方圓七十里，可是老百姓可以進去砍柴，捉野兔，文王和人民一塊使用這獵苑，因此，人民嫌它太小。而您呢？」孟子停頓一下說，「我初來齊國，問明白了禁令才敢入境，聽說大王的獵苑，不准百姓砍柴拾草，不准隨意進出，殺死一頭麋鹿，就要判成死罪。這樣，不就等於在內設下一個方圓四十里的陷阱火坑了嗎？人民嫌它太大，難道不合情合理嗎？」
第二章就論述到國君的享樂對人民產生的實質危害：一開始齊宣王問「文王之囿」，主要原因在於齊國人民對齊宣王「寡人之囿」的不滿。由孟子的回答形成一組古今王的對比：人民喜愛文王的大苑囿，不喜齊王相形較小的苑囿。呈現出有些行為古今相同或相似，卻有不同的結果，是而人民感受的差別不在於實質上的大小，而是對於苑囿背後的國君，民心是否歸往的區別。「囿者，蕃育鳥獸之所。古時四時之田，皆於農隙以講武事，然不欲馳騖(快速地跑動)於稼穡場圃之中，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。」古時的苑囿是統治者出於田獵一類軍事訓練的需求，又不願因這些訓練而損傷農田，故尋一塊閒地興建而成，反應出以人民為優先考量，而當今的苑囿卻不然，反而成為統治者享樂的工具。如今齊宣王更甚，古之苑囿，當人民有所需求可以自由地進入取用；今之苑囿，則設有禁令，若取用王之苑囿的麋鹿則如殺人之罪，國君對獸類的珍惜還遠勝所需牧養的人民。孟子將這條禁令比喻為「阱」，是乃國君既負所託、更設阱網羅人民，則人民面對生活中一個如此巨大的陷阱，如何能不以為大？
齊宣王的疑問在於身為一位國君卻無法隨心所欲，黎民百姓為何要干涉他生活？此章正是在探問一位國君的好逸樂，建立在人民的痛苦上及是否會對國家產生危害。一個國家本該是人民養生送死而無憾，能滿足人民自然的生與心之所需，如今所設之大禁，猶如在國家劃出一塊不安的禁地，在這裡人民的需求甚至生命被剝奪，又如何能不割裂人民之心。因此，一、二章，孟子分別向齊宣王敘說了欲望推己及人的正面影響與負面影響，孟子反覆強調須正視國君欲望對國家人民的損益，個人的欲望愛好本身並無對錯，但其背後所用之心卻有正與不正的區別，並且國君的影響力是擴及全國的不可不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