奉天-
梁惠王下(13)
滕文公問曰：「滕，小國也，間於齊楚。事齊乎？事楚乎？」
孟子對曰：「是謀非吾所能及也。無已，則有一焉：鑿斯池也，築斯城也，與民守之，效死而民弗去，則是可為也。」
【譯】滕文公問孟子：我們滕國是一個小國，位於齊國與楚國二大強權之間，我們是靠攏齊國好呢？還是靠攏楚國呢？孟子回答：這種事不是我能做到的，但如果實在沒有辦法，那就還有一個辦法：掘深護城河，築高城牆，與百姓同生共死，使百姓不願離開生死與共，這也是可以做到的。
滕國及滕文公背景
滕國在今日山東省滕縣的西南，國土並不大，周圍有任、魯、鄒、而、薛、 宋等共十二個小諸侯國都鄰近泗水流域，在當時有『泗上十二諸侯』的稱呼。滕國的始封君應是文王的第十四子錯叔繡，所以是姬姓諸侯國，根據《左傳·僖 公二十四年》記載：「管、蔡、郕、霍、魯、衛、毛、聃、郜、雍、曹、滕、畢、 原、酆、郇，文之昭也。」杜預在此下注曰「十六國，皆文王子。」引《世本》道「滕，姬姓。侯爵。錯叔繡，文王子」、「滕氏為周文王第十四子滕侯之後」。錯叔繡受封於滕國，約在西周武王時期，滕國的封地以東即是東夷的勢力範圍，滕國與周圍幾個同為姬姓的諸侯國，背負穩固周王室東方統治的重要功能。
滕國是戰國時期一個很小的諸侯國，雖然貴為周天子的同姓諸侯，仍然常常受強權的威嚇，是而從《孟子》中孟子與滕文公的幾段對話中可以看到，一個在亂世中的小國要如何面臨重重困難限制「強為善」，是滕文公與孟子對話時不變的主題，而在孟子看來，滕國雖小也能成為善國。孟子有言：「吾明告子。天子之地方千里，不千里，不足以待諸侯。諸侯之地方百里，不百里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」，由於是小國，固然不免有其外在的限制，然而孟子亦說「師文王，大國五年，小國七年，必為政於天下矣」，在國君致力為善政的情況下，天命必定會更新，就如周雖小邦而有天下一樣。
小邦周有天下雖是一個小國王者成功王天下的例證，但就現實層面來說，小國的覆滅往往才是常態。所以身為王者之師的孟子，相較於魏國、齊國等大國，更專注處理國君願不願意施行仁政的問題，在面對滕國的其側重便有所不同。滕國的現況簡而言之，乃是一來國君已有志行善政，孟子便不需在行仁政的必要上多加勸說；二來作為僅約一個縣城大小的諸侯國，面對小國的困境與限制，其中的焦慮與懼怕，是有別於前兩位大國國君的。
面對強敵國君的作為
大國相鬥，夾縫中的小國自是膽戰心驚，是以有了滕文公與小國保國主題相關的三次問話。由兩人對話的內容判斷，這三章是依時序逐層推進的，接下來將依時序逐一分析滕文公問話的誤區以及孟子的回應。
滕文公第一次的提問，應是在築薛之前，已有風聲說楚國不滿而欲起兵攻打齊國，是而問孟子面對兩大國的爭鬥，滕國該依靠哪一方以求保全。孟子卻是回答道針對這個問題，他亦無法給出肯定的答案，這並非是孟子沒有保國的方法，而是滕文公自身設想的答案(事齊、事楚)，無法解決當前的問題(保國)。
若論孟子否定這個問題的原因，首先應認知到滕文公的目的，顯然是希望保存滕國，這是他這三章的中心問題，也是考量他問句的重要前提。其次需要釐清的是，孟子應並非是要否定「以小事大」，這種小國一貫採取的生存策略，在〈梁惠王下》第三章孟子亦言有「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畏天者保其國」之語，「顯然孟子是同意小國出於對「天」的敬畏，而事奉大國以求生存的需求。所以面對滕文公的問題，最大的癥結點不在該不該以大事小，而是所舉的選項「事齊、事楚」真的會是保全國家的方法嗎？
在孟子看來這兩個選項都不會是最佳的解決之法，甚至是極為糟糕的。很大的原因在於這兩大國的心態，若是仁義的大國，那麼小國敬畏的進奉自然能保全國家。可若是不行仁義的大國呢？滕文公為何會對間於兩國感到懼怕，究其原因必然是兩國未有仁義之行，多有求利之舉，是而鄰近弱國需時時提心吊膽，擔心大國貪欲的擴張。所以滕文公所預想的依附「強國」，其實就是依附於「利」的，在析論梁惠王相關的篇章時已有論「利」的問題：第一是「利」的不滿足性，求利者將總是嚮往更大的利益，欲望便永遠無法滿足，對「利」求取也無法止息； 第二是「利」的浮動性，由於「利」的標準是不斷浮動的，不論公利與私利，皆在時空變換、己群變動中不斷重新的被定義，不若「仁義」源自人的本性而具普遍性與恆常性。
所以孟子對「事齊」、「事楚」並不予置評，實際已經表明他的態度與教導， 這兩方都不該是竭力的方向，又另外提供了他認為真實可靠的保全解方：加固城防，「與民守之，効死而民弗去」。這個解方有個很重要的前提，見於〈梁惠王下〉十二章，十二章中穆公(？)問孟子，自己任命的官員在戰爭中死去了幾十人，然而國民卻都冷眼旁觀，沒有願意救官員或是願意為國家而犧牲者，魯穆公希望能改善這樣的情況，他想過用性命威脅，但冷眼旁觀的人民太多，亦不可能誅殺殆盡，故而問孟子是否有什麼解決辦法。孟子則對國君說，人民不過是依照國君與官員對待他們的方式回報他們，鄒國饑荒時人民流離失所，國庫卻殷實豐厚，這不就是由於國君對人民的輕慢不顧，以及官員未合宜的治理。若想改善人民的 對上位統治者的冷漠，必須先改進上位者對待人民的方式，所以「君行仁政」才有可能有「斯民親其上，死其長矣」的結果。
〈梁惠王下〉十二章傳達了國君與人民之間乃是相待的關係，有國君施仁、有人民死其長，不過卻不是說國君施仁是以人民死其長為目的，或是求之為必然結果。在孟子與齊宣王的對話中已然表明仁政的根據在於人不忍人之心，由於對他人深切的憐恤之情，體察並願意為滿足他人需求而致力，國君由是心施仁政。是故可知，人民願與國君同死，先在於國君過往對其之恩澤，這是孟子提出這 調解方極重要的前提。
以此來看十三章孟子所言「國君効死而民不離去」便更加明瞭。然而不免讓人疑惑的是，國君的職責若在於「保民」，又為何有讓人民為之赴死的處境呢？應當辨明的是，在這裡人民的赴死應當不是必然的結果，「効死而民弗去」、「斯 民親其上，死其長矣」，指的應是人民親近治理者以至於願意為他而死，更近於願為其就死的犧牲之情。此外，這種雖懼死、仍為之的信念展現，亦是人民恆心 的展現，人民若無恆產辨無恆心：「苟無恆心，放僻邪侈，無不為已。及陷於罪，然後從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」，相對的若有恆產且暇治理義，能明人倫，人民也 能如士一般展現恆定的信念，並有為之付出生命的覺悟，這就是國君先求仁義而已的結果，正應證了孟子對梁惠王所言：「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」。再來則是說，這屬於人民主動意願之舉，國君與人民既然為相待關係，對於國君一直以來的施為，人民因而感念為予以回報，這正是相待關係的完成。
梁惠王下(14)
滕文公問曰：「齊人將築薛，吾甚恐。如之何則可？」
孟子對曰：「昔者大王居邠，狄人侵之，去之岐山之下居焉。非擇而取之，不得已也。苟為善，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。君子創業垂統，為可繼也。若夫成功，則天也。君如彼何哉？彊為善而已矣。」
◎ 薛：國名，其地在今山東滕縣東南，戰國初期為齊所滅，後成為齊權臣田嬰、田文的封邑。
◎邠：音冰，通豳，今陝西省彬縣、旬邑縣一帶。
◎創業垂統：創立基業，傳於後世。
◎君如彼何哉？彊為善而已矣：您怎樣對付齊國呢？(1)只有努力推行善政罷了。(2)勉強與齊國維持好的關係)
【譯】滕文公問孟子：「齊國人將要修築薛城，做為侵略滕國的根據地，面對這件事我很害怕，怎麼辦才好呢？」孟子回答說：「從前周太王居於邠地，北狄的人侵犯他；太王就離開邠，逃到岐山之下居住。並非是選中這塊地方而去住，實在也是不得已呢！君若是修德行仁，與民為善，則後世的子孫也將有庇佑，必有稱王於天下的時刻；君子創造基業，留垂統緒，為的是後世可以繼承下去；至於是否成功，則是天命了。現在國君面對齊國的這築城之事有何辦法呢？只有勉力行善，使子孫繼起，努力罷了。」
面對強敵國君的心態
前後三章都是談以小事大之義，兼以見民亦憂其憂之實效。孟子對梁、齊兩位國君皆提起過一個概念，樂憂民之樂憂者，民亦樂憂國君之樂憂。上下相待關係的完成，國君與人民就能為國家提供一個團結的力量，也是梁惠王上篇孟子所言的「民力」，樂於襄助文王興建靈臺、靈沼。這樣的情況下，敵軍雖強未嘗不可與之一戰，即便戰敗，在人民不願配合的情況下，敵軍也無法真正收服這片土地，如同十一章燕民反抗齊宣王一樣，是一種可能由自己把握的保全之法。不過孟子所言，滕文公不知是否有聽進去，可能想做但還來不及有成效，就局勢更緊張，第二問中，滕文公繼續問到齊將築薛城，此時強權幾已壓境，危險迫在眉睫，甚為恐慌，請教孟子應如何是好： 從孟子的回答可知，孟子繼續談面對外在巨大威脅的因應，舉以周太王為例，且多次提及唯有為善一條路，滕文公可能擔憂與顧慮為善的時效，才再次求問。
在周太王事例中，周太王因受狄人迫害，不得已而被迫遷移至岐山之下，未想反倒成為周民族的發源地，成就了周王朝。孟子欲藉周太王面對的威脅與相應的行為，勸諫滕文公毋須過分著眼於外在的脅迫，專心在自己為善的行為。周太王面對強敵侵犯的景況，其實就是滕文公所擔憂的未來。而面對這股不由己力掌控的情況，周太王為善的行為還是能夠持續，所以外在的脅迫有如周太王之大者，亦無損為善的可能。在孟子與滕文公對話的當下，滕文公所擔心的是尚未來臨的危機，滕國的處境甚至未如周太王時的險峻，兩君相比大顯滕文公對未知恐懼的無謂擔憂，進而對自我的限制。就如最後一句所言「強為善而已矣」為善之人的行為，不論是外在壓迫前或是後，是都不會改變的，所以何必介懷齊人欲何為，何必擔心外在環境的威脅，這些威脅會是一直存在或是改變的，若不停下對其的恐懼，只會有徒增無法窮盡的憂慮。
周太王事例後半部分，孟子談到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，從古人思想反應在易經中觀念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孟子認為是否能成就大國或是王天下，除了餘慶的積累，還是要看「天」的時機，這乃是人力不可掌控者；不過，孟子總結周民族能成功王天下，除天命的更新以外，還有賴於他們先祖盡力為善，並將其善道作為氏族的基業，與代代相傳的系統流傳至後世，由於後世子孫對先輩善道的繼承，方有可能等到天命成為王者。
綜上所言，孟子談外在脅迫看似難以挽救，但為善之人仍無懼無憂，與此同時此言也意味著，面對外在脅迫人能充分自主所行的，不過是為善而已。孟子也另外向滕文公肯定了為善歷史走向與意義，目光從當下的功業深遠至後世。孟子曰「茍為善，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」時，並不是以虛泛之言安慰滕文公，而是極為肯定的表示其必然成就，僅僅只有成就的時機不能完全預測罷了，所以現世君子作為的意義或成就，有時不會馬上彰顯，但當國君為後世子孫保有善道的基業，必定能等到一個外在時機成熟，又有仁心能施行仁政的王者，現在所見的限制哪存在什麼真正的侷限呢！
面對強敵國君的考量
接下來是滕文公小國如何保國的第三次問話，「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」，這句問句說明他可能在第一次求教孟子時，仍舊選擇事大國，在大國的貪欲中，還是面臨了存亡的危機。面對滕文公一再的猶疑與畏縮，與相似的問題中，孟子並未就此不答，此章中孟子好像再次重伸前二章回答，在幾乎相似的語句間，孟子的回答存在著細微的差異：
梁惠王下(15)
滕文公問曰：「滕，小國也。竭力以事大國，則不得免焉。如之何則可？」
孟子對曰：「昔者大王居邠，狄人侵之。事之以皮幣，不得免焉；事之以犬馬，不得免焉；事之以珠玉，不得免焉。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：『狄人之所欲者，吾土地也。吾聞之也：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。二三子何患乎無君？我將去之。』去邠，踰梁山，邑于岐山之下居焉。邠人曰：『仁人也，不可失也。』從之者如歸市。或曰：『世守也，非身之所能為也。效死勿去。』君請擇於斯二者。」
◎皮幣：一種由白鹿皮製成的貨幣，在漢朝時期作為法定貨幣，用於高價值的禮儀交換，這裡指獸皮及絲綢。
◎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：君子不因爭奪養活人民的土地，反而使人民受到傷害。
◎世守也：祖先交給子孫世代保守的東西。
【譯】滕文公問孟子說：「滕，本是個小國，已盡力去事奉大國，卻還不能免受人欺侮，該怎樣才好呢？」孟子答道：「從前，周太王住在邠地，北狄的人侵犯。太王拿皮貨、和幣帛去奉獻，還免不了受到狄人的侵犯；又拿狗和馬去孝敬，仍免不了狄人的需索；最後拿珍珠、和寶玉去朝貢，也免不了狄人的侵犯。太王就會集邠地的長者們，告訴他們說：『狄人所想要的，是我們的土地！我聽說過：君子不拿養人的東西害人。我怎麼可以為了爭奪養活大家的土地，害大家被狄人殺死？像我這樣的人，天下多得很，你們大家何愁沒有君主呢？我要離開此地了。』於是，他出了邠地，越過梁山，建都邑於岐山之下住在那裡。當時，邠地的百姓說：『多麼仁慈的人啊！不可失去他。』於是，跟著太王走的人，爭先恐後，如趕市集一樣。或有人說：『土地，是祖先交給子孫世代保守的東西，不是本身所能作主可以放棄的，應該至死守著，不可捨去。』君請在這兩條路裡，斟酌挑選一條吧。」
在這次的回答孟子又一次舉了周太王的事例，更加詳細的描述周太王事狄不成， 然後離去的過程，這個過程其實就回答了滕文公的疑惑。當周太王事狄人以皮幣、犬馬、珠玉，還是無法阻止狄人的侵犯時，已能得知「狄人之所欲者，吾土地也」。今這些大國攻滕國，要的不是這些小利，而是要兼併土地、擴張勢力，而滕國國君想要保土地上的民與國，滕君所欲與齊君所欲是相衝突的，所以給任何東西都沒有用，這是十三章孟子已談過的問題。
是以「以小事大」僅能是暫時之法，無法真正保全國家，若執著於更多地進奉而損及民生，反而是與一開始保國的目的背道而馳的，所以對於小國而言，國君必須要考量何時止損的問題。在周太王的例子中，與滕國目前已經竭力進奉的情況相同，能夠再拿來進奉的，除了再多剝奪民財，僅餘土地而已。周太王身為一族的統治者，卻未將土地視為統治者所有而任意支配，所考量的點是「君子不 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」，是以不將民生所需的土地再行進奉。周太王很明確的知 道自己進行進奉是為了保國，所以當繼續進行進奉會對人民有所損害時，便停下這個行為，甚至願意為了國家人民的安生而放棄權力地位，一切行為都真切地將人民放在首位，這是周太王仁心的一大展現，是以有「從之者如歸市」。
遂此，若論小國保國，孟子認為真正可靠的保全之法不過兩途，一是效仿周太王，就其個人而言不問前途皆以善之本心作為，如此就無懼無憂；就其身為一國之君、一族之長的身分而言，則時刻謹記以人民為先，將自己置於後而對他人的全然顧念，是形成群體力量的重要之途。二是國君加強國防「鑿斯池也，築斯城也，與民守之，効死而民弗去」，《禮運》有言：「國有患，君死社稷，謂之義，誓死守國既是以其生命完全國君的職分，亦是對國家人民性命盡全力的擔當， 那麼人民亦有可能感念其仁義，與君同守。兩方法的共通點都是期以上位者的「仁」，與人民形成彼此顧念、相互連結的緊密關係，上下一體的君民，將會是國家最重要也最強大的力量。除這兩個選項以外，孟子其他解方都非真正的保全之法，故而滕文公雖幾番猶疑，到此便該當明瞭，這是一個有志成為王者、施行善道的國君，面臨外在限制所該做的抉擇。
小結
從滕國國君所面對的處境，正是第三章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；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。以大事小者，樂天者也；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樂天者保天下，畏天者保其國。台灣現今處境與滕國相似，在中國的威脅中，有人主張與之交好，有人主張交好美日與之抗衡，與中國交好可得到對方經濟讓利的好處，初期可獲利不少，但久了形成依賴，一但對方出手便無力反抗。選擇依靠美國，但美國並不是仁義之邦，若無利可得是隨時可以抛棄的，再加上有可能成為棋子，成為代理人戰爭的一員。所以在此危難當頭，除了要有極高的智慧走每一步棋，還要自身營造無法捨棄的價值出來。
梁惠王下(16)
魯平公將出。嬖人臧倉者請曰：「他日君出，則必命有司所之。今乘輿已駕矣，有司未知所之。敢請。」公曰：「將見孟子。」曰：「何哉？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，以為賢乎？禮義由賢者出。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。君無見焉！」公曰：「諾。」
樂正子入見，曰：「君奚為不見孟軻也？」曰：「或告寡人曰，『孟子之後喪踰前喪』，是以不往見也。」曰：「何哉君所謂踰者？前以士，後以大夫；前以三鼎，而後以五鼎與？」曰：「否。謂棺槨衣衾之美也。」曰：「非所謂踰也，貧富不同也。」
樂正子見孟子，曰：「克告於君，君為來見也。嬖人有臧倉者沮君，君是以不果來也。」曰：「行或使之，止或尼之。行止，非人所能也。吾之不遇魯侯，天也。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？」
◎嬖人：寵臣。
◎喪踰前喪：孟子前喪父，後喪母；言其厚母薄父也。
◎前以士，後以大夫；前以三鼎，而後以五鼎：謂前以士人禮，後以大夫禮。按士人即讀書人未做官的，大夫指公卿以下的官員。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：鼎，是古食器名，此謂盛祭品的鼎。三鼎，一豕、一魚、一腊，這是士祭禮。五鼎，三鼎外加羊、及膚（豬肉），是大夫祭禮。
◎棺槨衣衾：內棺、外棺、壽衣、壽被。
◎克：樂正子之名。
【譯】魯平公正準備出宮去見孟子，這時有個得寵的小臣，名叫臧倉的，故意問平公說：「往日君出去，一定告訴執事官往何處去；現在車馬已準備好出門了，而執事官卻還不知往何處去，敢問是往何處呢？」平公說：「想要去拜訪孟子。」臧倉這侫臣就說：「為什麼呢？君為何要自貶身份，去見那平常老百姓呢？以為他是賢人嗎？禮義是由賢人行出來的，孟子為後死的母親辦的喪禮很豐厚，超過先前他父親的喪禮，這樣厚母薄父，不像是個懂禮義的賢人，君不必見他了。」平公說：「好吧。」
孟子的學生樂正子，進宮見平公說：「君為什麼不去見孟子呢？」平公說：「有人告訴我說：『孟子為後死的母親大治喪，超過先前父親的喪禮，不像個懂得禮義的賢人。』因此不去見他了。」樂正子說：「君所謂踰越禮儀的東西，指的是什麼呢？是指先前用士的禮，後來用大夫的禮；先前祭禮用三鼎，後來祭禮用五鼎嗎？那是因為前後官職不同，禮數各異呀。」平公說：「不是的，是指棺槨衣衾的華美。」樂正子說：「這不能說是超過，這是因為前後的貧富狀況，經濟能力不相同啊！」
樂正子又去見孟子道：「我將夫子的道德、學問，告訴國君，國君為此要來見夫子；可恨的是有個嬖人一一臧倉，阻止國君，國君因此沒有來成。」孟子說：「要來，是有人慫恿他；要留下，是有人阻止他；可是他到底來或留下，卻不是人力所能定的。我不能見到魯侯，本是天意，那姓臧的人，又怎能讓我見不著魯侯呢？」
儒家四種天命觀(1)人格天或意志天:中庸16；祭如在；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。(2)命不可違，但不信有超越主宰之存在詩經周維天之命亦云：「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巳。」是故人也必須盡人事以聽天命。(3)命的存在且受其支配，人無任何作為可能道家：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，孰為此者？天地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？
(4)孔孟觀點人有無可逃避的命運；但有道德自覺之主宰，人須實踐源自其本體的道規德規律，以完成天命或使命。孟子曰: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知其性，則知天矣。…修身以俟命之；所以立命也。（盡心上）<中庸14>故君子居易以俟命
天命近乎天道(孔子告哀公問政云：「誠者，天之道也；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誠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。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也。」（二十章）)、天命近乎天德(「故大德者必受命。」)、天命近乎天數(堯曰：「咨！爾舜！天之曆數在爾躬，允執其中，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」－舜亦以命禹。（堯曰二十）)、天命近乎天理(孟子亦云：「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」（離婁篇）)、天命近乎天性(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…」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