奉天-
梁惠王下(7)
孟子見齊宣王曰：「所謂故國者，非謂有喬木之謂也，有世臣之謂也。王無親臣矣，昔者所進，今日不知其亡也。」
王曰：「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？」
曰：「國君進賢，如不得已，將使卑踰尊，疏踰戚，可不慎與？左右皆曰賢，未可也；諸大夫皆曰賢，未可也；國人皆曰賢，然後察之；見賢焉，然後用之。左右皆曰不可，勿聽；諸大夫皆曰不可，勿聽；國人皆曰不可，然後察之；見不可焉，然後去之。左右皆曰可殺，勿聽；諸大夫皆曰可殺，勿聽；國人皆曰可殺，然後察之；見可殺焉，然後殺之。故曰，國人殺之也。如此，然後可以為民父母。」
◎故國：傳世久遠的諸侯國。
◎喬木：高大的樹木。
◎世臣：世代為官的賢臣。
◎昔者所進：從前所進用的。
◎今日不知其亡也：今天都不知哪去了。
◎卑踰尊：地位卑賤的越過地位尊貴的。
◎疏踰戚：關係疏遠的越過關係親近的。
【譯】孟子拜見齊宣王，說：「我們平時所說歷史悠久的國家，並不是指那個國家有高大的樹木，而是指有世代建立功勛的大臣。可大王您現在卻沒有親信的大臣了，過去所任用的一些人，現在也不知到哪裡去了。」
齊宣王說：「我應該怎樣去識別那些真正缺乏才能的人而不用他呢？ 」
孟子回答說：「國君選擇賢才，在不得已的時候，甚至會把原本地位低的提拔到地位高的人之上，把原本關係疏遠的提拔到關係親近的人之上，這能夠不謹慎嗎？因此，左右親信都說某人好，不可輕信；眾位大夫都說某人好，還是不可輕信；全國的人都說某人好，然後去考察他，發現他是真正的賢才，再任用他。左右親信都說某人不好，不可輕信；眾位大夫都說某人不好，還是不可輕信；全國的人都說某人不好，然後去考查他，發現他真不好，再罷免他。左右親信都說某人該殺，不可輕信；眾位大夫都說某人該殺，還是不可輕信；全國的人都說某人該殺，然後去考查他，發現他真該殺，再殺掉他。所以說，是全國人殺的他。這樣做，才可以做老百姓的父母官。」
孟子說：「國君進用賢人，如果到萬不得已的時候，不能在尊者、親者中，選拔出人才，則必須從疏者遠者中去選拔，那樣必定會使地位卑賤的越過地位尊貴的，關係疏遠的越過關係親近的，這怎可不謹慎呢？假使左右的近臣，都說這人好，不要馬上相信；滿朝的大夫，都說這人賢能，還是不可相信；必須等到全國的人，都說這人賢能，然後去察看他；看出這人的確賢能，這才用他。如左右的近臣都說這人不能用，不要馬上相信；滿朝的大夫都說這人不能用，還是不要聽從；等到全國人都說這人不能用，然後去察看他，看出這人的確不能用，這才除去他。至於用刑的，也要這樣謹慎，假使左右的近臣，都說這人該殺，不要馬上聽從；滿朝的大夫都說這人該殺，也不要聽從；等到全國的人，都說這人該殺，然後去察看他，看出這人該殺，這才殺了他。因為他是這樣被殺的，所以說：『全國的人殺他的呢！』，能這麼做，然後才可以做好人民的父母。」
國君掄才的判準
齊國在威王、宣王時期成立稷下學宮，稷下學宮是個在當時頗具規模的人才機構，齊宣王在位時稷下學士多達「數百千人」，聚集如此眾多毓秀人才的齊國，卻並非每人都能得到重用。稷下學宮這般供過於求的情況，一方面史記「以乾世主」，另一方面可能也相當程度影響齊宣王對於人才任用的方式，所以孟子對齊宣王另一個著力頗深的導正，為君與臣之間的關係。但需要先釐清的是孟子的君臣關係不是一般意義的君臣關係，「臣」不一定是真的任有臣職，稷下學士多沒有任官，卻享有上大夫的位階，所以這裡的君臣關係，指的是有臣職或類似臣職的治國人才與國君之間的關係；再來是「君」，固然亦可單純將之視為國君，但這就意味著孟子所談述的將不過是一般的君臣關係，未見與他人主張有何不同，所以需意識到孟子所論的「君」指涉的乃是「王者」。雖然在下述的篇章未見孟子論及「仁」，但論有國君要進用善待國人的賢才，方可以「為民父母」；又或是「三有禮」中，國君展現的對人民或人才的恩待，其實都表露了此為「王者」仁心的展現。一位王者在理想上仁心的施用，與現實上為國家考量的人才進用問題之間，仍有應遵守的原則，從而可以看見孟子架構出新的「君臣」秩序。
孟子說「故國」之所以被稱為「故國」，不是在於國家擁有生長很久的「喬木」，而是由於有「世臣」。也就是說孟子認為那些傳承很久的國家，或是希望能長久存在的國家，關鍵都不是在於不是在於國家存留的時間有多悠長，而在於擁有「世臣」。同時也表明了「故國」的珍貴，不在於存留時間悠長，而是「當有累世修德之臣，常能輔其君以道，乃為舊國，可法則也。國家擁有繼世之臣，如同擁有代代累積承繼的治國智慧。」
不過「世臣」制度已然隨著西周的結束而瓦解，如今若仍期待自己的國家能如「故國」，必然也需要建立妥善的人才任用方式。齊國既然已經擁有稷下學宮可以廣泛蒐羅人才，那麼如何判斷一個人才是不適用呢？孟子提出：第一，不看尊卑、親疏。孟子允許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國君任用賢才，由於會有「卑踰尊，疏踰戚」的情況，所以在一開始就需要謹慎小心的任用。第二，任用人才的判準在於國人。國人即是居於城內的人民，由於要選拔的人才乃是治國的人才，故要由被統治者親自的感受做為適任與否的標準，避免有單憑國君、親近臣子、賢人同僚的心意而隨意任用的問題。第三，人才犯事的處置，判準也在於國人。假若人才犯事情節嚴重，至於需要考慮是否要殺之，仍須以國人的意見為依，因為這正可以看出這個賢才過往施政的成果，若國人憎惡欲其死，代表了以往的治理並未真的恩澤國人；若犯事情節嚴重，國人因為感念過往的恩德，願意釋放他，那麼 就說明了這位賢才過往治國的功勞，所以說「國人殺之也」正是這個意思。
依據上述三條原則任用賢才，國君才能稱自己是「為民父母」，因為真的能明白國家選用人才的目的是為了治理人民，必須要選拔能善待人民的治國之才。當然這同時表明了任用人才不是國君的權威，更不是依個人私慾與享受，國君看似擁有這麼大的權威不是源於國君個人，而是淵源自民，所以國君理應要有如為民父母之心，如若不然則可能被「誅」殺：
梁惠王下(8)
齊宣王問曰：「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有諸？」
孟子對曰：「於傳有之。」
曰：「臣弒其君可乎？」
曰：「賊仁者謂之賊，賊義者謂之殘，殘賊之人謂之一夫。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弒君也。」
◎「湯放桀」，夏桀身體強壯，能夠赤手空拳搏虎豹。他寵信王后妺喜，對政事不聞不問之餘，還大量殘殺忠良，以炮烙殺大臣關龍逢，關龍逢在孔子家語中，孔子有引用給子路知道。《通鑑外紀》記載：「桀作瑤台，罷民力，殫民財。為酒池糟堤，縱靡靡之樂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。」結果商湯起兵，〈湯誓〉說：「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」，於是桀逃到鳴條（今山西安邑）；在鳴條之戰，桀戰敗，夏朝就此滅亡。之後，他被流放至南巢（今安徽省巢湖市）。桀哀嘆說：「孤悔不遂殺湯於夏台使至此。」不久病死，後世有「殷鑑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」的說法。
◎「武王伐紂」，帝辛高大威猛，力大無窮，自幼聰敏過人、反應敏捷，智謀足可使人拒絕規勸，言辭足可文過飾非。帝辛繼位後，商朝國力逐漸強盛。在位期間對南方用兵，長期的戰爭商朝勢力擴展到江淮一帶。但戰爭導致了國內空虛，民怨沸騰，但紂王依靠嚴刑峻法，結果引致眾叛親離，諸侯起兵，最終導致了商朝的滅亡。周武王聯合西方11個小國，對殷商發起進攻。牧野之戰商軍因而大敗，周軍隨即攻至朝歌。帝辛自知大勢已去，便登上鹿台，穿上寶玉衣，以縱火自焚的方式獻祭了自己，商朝就此滅亡。
◎臣弒其君：弒，地位低的人殺死地位高的人。
◎賊仁賊義：損害仁德、損害道義。「孟子言『賊仁、賊義』，如何？」力行曰：「譬之伐木，賊仁乃是伐其本根，賊義只是殘害其一枝一葉。人而賊仁，則害了本心。」曰：「賊仁便是將三綱五常，天敘之典，天秩之理，一齊壞了。義隨事制宜。賊義，只是於此一事不是，更有他事在。」
「湯放桀」與「武王伐紂」一向都是周代文獻的共同母題。「湯放桀」與「武王伐紂」原先的性質不過是氏族間征伐，不過在西周統治初期，宣傳帶天命討伐荒淫君主的合理性，相當有助於穩定周初的武裝殖民統治。至於齊宣王的口中「湯放桀」與「武王伐紂，是為臣子弒其君的犯上之舉，足見這時君王的威勢上漲。然而孟子卻去除了地位道「聞誅一夫矣」，「蓋四海歸之，則為天子；天下叛之，則為獨夫，被討伐的並不是什麼地位尊貴的天子，而是一個被天下整體屏除的人，無所謂地位、尊榮或是其餘的任何標誌。歸根究柢，在於不只不行仁義，甚至殘害了仁義。
周武王準備伐紂時，伯夷、叔齊叩馬進諫，指責其「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」和「以臣弒君」的行為。衛士欲動武，姜太公制止了要加害他們的衛士，還稱他們為「義士」，周朝滅商後，伯夷和叔齊以周朝為不正統，不願吃周朝的糧食，隱居在首陽山採集野菜維生，最後餓死在首陽山下。這情形與釋迦佛在路上三次阻琉璃王滅釋迦族相似，都是對賢士、聖人的尊重。但古中國傳統觀念，君王如天如同父母，古人云：「天下無不是的父母」，這句諺語的本意是勸子女即使父母有錯，也應盡量體諒，以善意和愛心去化解父母的過失，並非真的認為父母不會犯錯。《論語·里仁》「事父母幾諫；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；勞而不怨」。其它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古人把孝順敬天視為理所當然，百姓地位低下不能與天抗衡，只能忍讓與承受，不能有絲毫埋怨甚至反抗，所以齊宣王是站在君王角度去質疑古代聖王，也擔心這事會落在自己身上，
孟子由齊宣王所問的位階問題，轉而更進一層說闡述君王為何被換的問題，再次表明了孟子並不認為君王的權威來自於上天而是人民，齊宣王必須清楚認知這一點。類似的論述還見於〈萬章下〉第九章：
齊宣王問卿。孟子曰：「王何卿之問也？」
王曰：「卿不同乎？」
曰：「不同。有貴戚之卿，有異姓之卿。」
王曰：「請問貴戚之卿！」
曰：「君有大過則諫，反覆之而不聽，則易位。」
王勃然變乎色。曰：「王勿異也。王問臣，臣不敢不以正對。」
王色定，然後請問異姓之卿。
曰：「君有過則諫，反覆之而不聽，則去。」
(〈萬章下〉第九章) 這章對齊宣王來說更為可怕，孟子在這次的談話中將卿大夫分別出「貴戚之卿」與「異姓之卿」。「貴戚之卿」就是下一章的「為政不難，不得罪於巨室」的「巨室」，指的是在西周時期具有牢固血緣關係的氏族集團，例如魯哀公是虛位國君，國家掌握在三桓手上，這三桓是魯桓公三位兄弟，後來代代執政，權力逐漸大於國君，所以貴戚有權又有實力可以立定國君。當然這類由公室廢立國君的事件戰國以後沒有那麼常見，取而代之的反而是公室的執政權，被一些後來崛起的異姓卿大夫奪去，田齊即是一例，田齊奪取姜齊被列為諸侯後，迫切的希望確認自己統治的合理性，因而建立稷下學宮，齊國稱王後希望確立國君的權威，亦從本章可見端倪。那麼齊宣王「勃然變乎色」的原因自是明朗，孟子所論恰恰與對於維護國君權威背道而馳，並且齊宣王明白這確實是古制，在先前確實如此而行。
接下來所論的「異姓之卿」，應指的就是來到齊國的新興士階層，孟子也是屬與其中的一員。「貴戚之卿」與「異姓之卿」的差別在於，「貴戚之卿」在國君「有大過」的時候需予以勸告，若國君屢次不聽，「貴戚之卿」有廢位國君之權；「異姓之卿」則是在平日中看見國君「有過」便勸誡，若國君屢次不聽，「異姓之卿」可以選擇離開，孟子後來離開齊國即是如此。朱子評述說「此章言大臣之義，親疏不同，守經行權(堅持原則（守經）但又能通權達變（達權），不固執死板。)，各有其分」，「貴戚之卿」與「異姓之卿」遂形成一個完善的監督系統，隨之而言君臣關係就不是上對下支配的關係。所以孟子曾用下一章兩個比喻向齊宣王說明國君為何不該隨意支配、干預人才：
梁惠王下(9)
孟子見齊宣王曰：「為巨室，則必使工師求大木。工師得大木。則王喜，以為能勝其任也。匠人斵而小之，則王怒，以為不勝其任矣。夫人幼而學之，壯而欲行之。王曰『姑舍女所學而從我』，則何如？今有璞玉於此，雖萬鎰，必使玉人彫琢之。至於治國家，則曰『姑舍女所學而從我』，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？」
◎斵(音啄)：「斲」的異體字。砍、削木。
◎鎰：中國古代的重量單位，通常指黃金，一鎰等於二十兩或二十四兩，是衡量貴金屬和貴重物品的單位。
【譯】孟子謁見齊宣王說：「建造大房子，就一定要叫工師去尋找大木料。工師找到了大木料，大王就高興，認為工師是稱職的。木匠砍削木料，把木料砍小了，大王就發怒，認為木匠是不稱職的。一個人從小學到了一種本領，長大了想運用它，大王卻說：『暫且放棄你所學的本領來聽我的』，那樣行嗎？設想現在有塊璞玉在這裡，雖然價值萬金，也必定要叫玉人來雕琢加工。至於治理國家，卻說：『暫且放棄你所學的本領來聽我的』那麼，這和非要玉匠(按您的辦法)去雕琢玉石不可，有什麼不同呢？」
在本章中反應前面第七章，齊宣王留不住人才的問題，孟子以工匠、玉人比喻人才，目的是要強調人才的專業性，人才的塑成需經歷漫長的學習，從幼而壯的過程中必是經歷幾番心志的磨練，一直堅立志向才能在壯年餞行。治國的面向多而繁複，不可能仰賴國君一個人完成，古之聖王如舜在處理政事上，亦是命禹、稷、契、皋陶等二十人，分別掌管百官、農事、教育、典刑等等國家的各樣事情。是故治國須具備各樣專業人才，相合每人的專業方能造就一個完備的政府，如此說來，國君很重要的職責 便是掄選合適的人才，而選拔的標準是「為民父母」。另外，孟子還談到了君臣相處的問題，提出君臣相待三種關係及「三有禮」，第一種是手足、心腹；第二種是君使臣為犬馬則臣視君為國人，國君若對臣子肆意驅使，不能怪臣子將君視作一般無關之人，而有疏離的關係；第三種則是土芥對寇讎，國君若未予尊重，臣子便將記恨上，將之視為敵人。三種程度的相待關係，其實說明了國君在任用人才上，固然是求人之才幹，亦需要體察人心的需用，不能將之視為國君的所有物。因此若希望臣子願意為君服喪，有「三有禮」的前提，一是能與臣相合，施政恩澤於民；二是若臣有事不能續用去往異地，先至其目的地打點好一切；三是臣離開故國已久，若三年後未歸才收去他的食邑。使臣在位、不在位，甚至離開國家，都受國君恩德。「三有禮」所表現出的乃是國君細緻體察臣下之心，臣子自然而然的會銘念國君，願意為之服喪，齊宣王若希望得到臣子的愛戴，必須再次思考他對待臣下的態度與方式。